【文坛述往】

　　作者：肖亦农

　　他真的来看我了。

　　那是四十年前的事情了。

　　少敏在信中说，他要来内蒙古看我。他在天津，我在伊克昭盟（今鄂尔多斯市）。那时的伊克昭盟交通极差，既不通飞机，又没有铁路，人们坐火车到达包头后，再转长途客车，途中还隔着条黄河。黄河上没有公路桥，人畜车辆过往得过浮桥，可谓“隔河千里远”。所以，少敏说要来看我，我觉得关山迢递的，他也许只是随口一说。

插图：许馨仪

　　少敏从一本文学杂志上看到我写的一个短篇小说，便与编辑部联系，得到了我的地址。于是我收到了他的来信。看到那清秀的字迹、滚烫的问候，他那浅浅的笑立即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　　十余年前，张少敏是我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“大朋友”。少敏不是知青，而是“文革”期间毕业的大学生，用他的话说，那更是一个无着无落的群体。当时，他以现役军人的身份在兵团的报社当记者。我是个不到二十岁的知青，在一个团的政治处当报道员，少敏来团里采访，我总是颠颠地跑前跑后。后来熟了，我才知道他是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的，我顿生敬意。当时，报社常组织各种形式的改稿班，特别善于发现青年作者，我算是一个，经常被请到报社改稿。

　　记得那天下午，少敏约我到他的办公室谈稿子。他正在阅稿，见我来了，微微一笑。他的微笑是那么亲切，就像一位大哥哥。少敏给我倒了一杯水，和我说起了稿子，大意是写得不错，有些文字上的小毛病，他已经处理完了，可以见报了，我听了很高兴。聊着聊着，我突然被窗外的一株杏树吸引了，那是四月天，满树都是粉红色的杏花。这些年我在大沙漠里，哪儿见过桃红柳绿，便随口说了一句：“三年未见杏花开了。”少敏听完，认真地看着我，说：“小肖，你的语言挺有文学性，我觉得你是写东西的料。”我听了，心怦怦跳。其实，我一直怀有当作家的梦想。后来，我又试着写了几篇东西交给少敏，都在兵团的报纸发表了。可以说，少敏是将我引上文学之路的恩师。特殊的历史时期，少敏曾因为处理我的一篇稿子与上级争论了起来，作品最终还是没能发出来。他对我说：“这是一篇好东西，千万别灰心，耐心地等一等再看。”他依然是微笑着对我说，那笑容历历在目。

　　后来兵团解散了，曾领着我们扎根边疆的现役干部全都返回了部队，听说少敏那批解放军大学生去了军事院校。而我，几经辗转留在了伊克昭盟的交通部门，当了一名公务员。一晃差不多十年过去了，我们没有对方半点音讯。

　　改革开放后，我们步入令人激奋的属于文学的时代。我又开始写文学作品，我要圆自己的作家梦。就在这时，我忽然收到少敏的来信，才知他从军队转业到天津市作家协会了，在《新港》杂志社工作，当小说组的组长，他还热情地向我约稿。《新港》是圈内知名度挺高的文学期刊，一个身处荒山野岭的文学青年，得到这样的邀约别提有多高兴了。

　　我连夜赶了一篇一万多字的稿子，天一亮就跑到邮局寄去。十天以后，我收到了他的回信。少敏告诉我，在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，他可能已经在火车上了，我们马上就能见面了。果然，第二天下午，少敏就来到了我的办公室。他的脸上还是我熟悉的笑容，我俩紧紧地抱在了一起。少敏让我带他去宾馆，我说花那冤枉钱干什么？我热情地把他带回家——这是伊克昭盟人的待客之道。

　　当晚，少敏就睡在我的小书房里，我俩说了半夜的话，有无限感慨。他鼓励我好好写东西，他认为我的文字有幽默感，这是成为好作家的必备条件。这是我第一次听人说，写作要有幽默感。少敏在我家，常抱着我刚满月的儿子转来转去，还同我谈着梅里梅、茨威格、海明威，儿子瞪着大眼睛似乎也在听，偶尔会尿在少敏身上，少敏仍是微微地笑着。那次少敏给我开了个书单，原来还有那么多我未看过的书。

　　后来，我俩合作了十部中短篇小说，发表在《十月》等文学杂志上，百花文艺出版社还为我们出版了一个集子，蒋子龙作序。我记得有一年夏天，因为商量一部中篇小说的写作，我住进了少敏的家里。我俩吃着少敏夫人切的冰西瓜，谈得热火朝天。我俩还曾住在一个宾馆改稿子。正值刚供暖的日子，暖气不太热，我半夜醒来，见少敏躲在卫生间里写稿。少敏指着手里的稿子说：“有个地方，我还想动动。卫生间里的暖气稍微热点儿，在这写也不影响你休息。”少敏的体贴让人鼻子有些发酸。

　　1987年，为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，内蒙古文联举办了“春之声”笔会。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，铺开稿纸，鬼使神差般，我在题头竟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：“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之际，谨以此篇献给我的良师益友张少敏。”小说发表在《火花》杂志上，这句话一个字都没有动，我挺高兴。更让我高兴的是，小说被《新华文摘》转载时，题头这句话仍保留着。后来，少敏成了内蒙古作家的朋友，哈斯乌拉、邓九刚、路远、乌雅太等人都有作品发表在《天津文学》。

　　记得1988年初春，我和少敏应邀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创作电影剧本《红橄榄》，在北影厂的仿清楼住了两个多月。那时少敏已担任天津市作协党组副书记、秘书长，总有忙不完的事。为了改剧本，他特地请了创作假。少敏告诉我，一定要抓住原小说的神韵，保留原小说的故事。我俩一场戏一场戏地过，耐心地打磨着。责编赵海城有时会来询问进度，少敏总是回复，我们还在打磨几场重场戏。他对我说，咱不满意决不交稿。有时写累了，我俩就跑到《十月》杂志副主编张守仁家打扑克，一起去的还有老同学田增翔，其乐融融。有时玩到深夜，我和少敏走夜路回到北影厂。夜晚静悄悄的，马路上空无一人，我俩会高喊几声，然后哈哈大笑，放松自己。时而有朋友来看我们，比如梁晓声。我们也去晓声住的筒子楼——即使是大白天，也得在走廊里摸索着前行。我挺佩服晓声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内，创作出那么多鸿篇巨制。那时柳溪也在仿清楼里住着，修改《燕子李三》的剧本。有时少敏跑回天津处理单位的一些事情，我写累了就去柳溪房内聊聊天。《红橄榄》的剧本完成了，交给电影厂时竟然一稿通过。记得当时北影厂文学部的王主任对我们说，一稿过，北影厂建厂以来很少有过。

　　后来，我去北师大读书，少敏依然在天津市作协，各忙各的，一晃就进入了新世纪。

　　今年初春的一天，我接到少敏夫人的电话。我赶忙叫了声“嫂子”，说多少年了，我一直记着你的冰镇西瓜呢。嫂子低声告诉我，少敏走了。

　　我放下电话，万千往事涌上心头，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这个世上一个懂我、知我的人走了，我的如师、如兄的好朋友走了。我翻开影集，想找出我们的合影，竟然一张都没有。我记不清和少敏是否合过影，但他那浅浅的笑，将留在我的心间，直到永远。

　　《光明日报》（2025-08-02?15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