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学术争鸣】

　　作者：李凯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）

　　近期青海扎陵湖北岸的“昆仑石刻”引发巨大关注。石刻全文重在叙事：“皇帝/使五/大夫臣翳/将方士/采药昆/仑翳以/廿六（按照新照片应是“卅七”）年三月/己卯车到/此翳□/前□可/一（二？）百五十/里。”这样的内容在同时期石刻中非常罕见。有一个问题被人们忽略：这一石刻的读者是谁？泰山刻石、琅琊刻石等称述秦始皇功绩的文字，有着明确的著功颂德的现实目的。秦朝官吏、学者、六国归顺的贵族及地方豪强等识字阶层是石刻的直接读者。而秦代识字率低，大多数人依赖秦代识字阶层的宣讲，普通民众构成了石刻的“礼仪性”受众。但是青海扎陵湖北岸人迹罕至，交通条件恶劣，就是今天的学者前去考察也非常艰辛，况且秦代政权并没有在这里设置郡县。这样，秦代官吏、学者和普通民众都不会是石刻的读者。种种有悖于常理的现象，使人们不得不质疑该石刻的真实性。

　　那么这一石刻的读者到底是谁？即便是后人托古而刻，或是当代人作伪，也必须有特定的读者，才可能达成其托古或作伪的意图。而若不是近年侯光良等学者的披露，人们无从知晓“昆仑石刻”的存在。尤其是主人公自称“臣翳”（“臣”从照片上看应不是“田”，下面的竖笔并未刺入中间的部分），就很值得琢磨。峄山刻石中称“丞相臣斯、臣去疾、御史夫臣德”，是因为上文有“皇帝曰”，明显是君臣对话记录。但是“昆仑石刻”中“翳”虽是皇帝亲派，却并没有对话的语境；皇帝来此阅读石刻的可能性不大，他仍旧自称“臣”，而不像秦诏版等文字使用第三人称来陈述，其意义何在？我们是否能够推论，“昆仑石刻”的读者并不是人而是神？姑且不论是哪朝哪代刻手所刻，若不是出于精神信仰的目的，在海拔四千多米的绝境凿刻文字的行为，就显得匪夷所思。

　　贵州省博物馆藏唐玄宗衡山紫盖洞投龙简（铜简）?

　　有人考虑到该石刻附近的石棺葬遗存，把“昆仑石刻”和秦汉以后的“告地书”制度及宋元“买地券”联系起来，主张“采药昆仑”非纪实文字，而是亡魂通往冥界的“通关文书”。这一思路把文字石刻的读者理解为“阴间官吏”，很有启迪性。但是“告地书”“买地券”的说法有一些抵牾之处：一是“昆仑石刻”中尚不能读出“翳”死去的信息。二是“告地书”“买地券”不仅和死者身份有关，还要涉及随葬物品、从仆乃至冥界任职与土地买卖等事宜，表现出古人死生一体的观念。但“昆仑石刻”没有这些阳间与阴间交接的内容。三是在摩崖上的“昆仑石刻”和周围墓葬未必对应。一般“告地书”“买地券”就在墓主人身边，把它随身携带才可能到阴间及时交接；“告地书”“买地券”还带有个人私属的性质。那么“昆仑石刻”出现在摩崖上，到底对应哪一个墓葬，就说不清楚了。四是“告地书”里会出现阴间官吏或“地下主”等角色，“买地券”更要和鬼神签订土地买卖合同，它们在“昆仑石刻”中并未出现。当然我们可以说“昆仑石刻”还只是一个雏形，但如果“告”的对象都模糊，那么很难把它说成“告地书”或者“买地券”。但此说认为石刻的读者不是阳间之人，是合理的。

　　河南博物院藏武则天嵩山投龙简（金简）?

　　“昆仑石刻”可能属于山川祭祀的“告文”，其读者是山川神祇。中国古代的山川祭祀传统非常久远，道教“投龙”礼仪保存了上古山川祭祀的很多内容，并且留下了人们祈求神灵的“告文”，即“投龙简”。比如河南博物院收藏的武则天“投龙简”云：“上言：大周国主武曌，好乐真道，长生神仙。谨诣中岳嵩高山门，投金简一通，乞三官九府，除武曌罪名。太岁庚子七月甲申朔七日甲寅，小使臣胡超稽首再拜谨奏。”贵州省博物馆藏唐玄宗“投龙简”云：“大唐开元神武皇帝李隆基，本命乙酉，八月五日降诞。夙好道真，愿蒙神仙长生之法。谨依上清灵文，投刺紫盖仙洞。位忝君临，不获朝拜。谨令道士孙智凉，赍信简以闻，惟金龙驿传。太岁戊寅六月戊戌朔廿七日甲子告文。”不难发现两篇“投龙简”有着相似的格式：一是皇帝喜好道教、祈求长生成仙，把希望寄托在山川神祇身上；二是派遣道士完成“投龙”相关事宜。而“昆仑石刻”也大体包含上述内容：“皇帝命五大夫臣翳将方士采药昆仑”包含第一个意思，是说皇帝有长生之愿故而让人“采药昆仑”；“翳以廿六（卅七）年三月己卯车到此翳□前□可一（二？）百五十里”包含第二个意思，是说“翳”奉命到此执行任务。固然“昆仑石刻”与后世“投龙简”存在时空差别，两者表达不能完全一致，但以上两个意思是存在的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解读“昆仑石刻”的一些字眼似乎有了方向：

　　一是“采药昆仑”未必是确指。在道教中“采药”之“药”不一定是具体的药品，可以指人体练就的“内丹”。“内丹”学说非常古老，有学者认为可上溯到先秦。即通过特定功法采取天地精华与体内元气，以人的身体为鼎炉修炼“精、气、神”；“采药”还可分为“采小药”和“采大药”，道教典籍有“三田反复，烧成丹药，永镇下田，炼形住世”（《钟吕传道集·论真仙》）、“龙虎交媾而成大药”（《西山群仙会真记》卷之五《炼炁成神》）的说法。那么由此来看，纠结“昆仑石刻”中的“采药”时间、地点等细节问题的必要性就要打折扣。而“昆仑”也未必是实指，它作为联通天地的枢纽，象征修道者飞升处；“翳”还有可能进行的是“望”祭，即“遥望而祭”，通过仪式即可与神灵交通，不必身临其境。道教在“投龙”前也要“望祭”山川神灵，即告神灵以“投龙”之意。故而“采药昆仑”未必有历史学的意义，是强调皇帝派遣“翳”来此获得神仙方术的经验。甚至如果不考虑“昆仑石刻”字体为秦小篆，“皇帝”能否理解成道教的“帝君”？比如“存思太极中皇帝君”“太上老君者，混元皇帝也”（《云笈七签》卷之四十三《存思》、卷之一百二《纪》）。

　　二是石刻中“臣翳”，似是对神而言。武则天与李隆基投龙简是以皇帝的口吻进行叙事，而“昆仑石刻”是以臣子的口吻进行叙事。典籍中有大臣对先代帝王在天之灵祝告称“臣”的例子，比如匡衡“祷高祖、孝文、孝武庙”即自称“臣衡”（《汉书·韦玄成传》）。这虽不是对山川神祇而言，但说明臣子可以替代君主进行祷告。无独有偶，后世“投龙简”中道士会以自己的口吻代替皇帝向神灵昭告：“今谨有某州县乡里大道弟子某官姓名年若干岁”“今谨有某州县乡里某官某乙年号岁”（《太上黄箓斋仪》卷之四十九），“大道弟子”“某”指道士自己。这可与“臣翳”相参看。

　　三是石刻强调“车到此”的具体时间，它在刻写者眼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。刻写者言下之意仿佛先前还有“人到此”，翘首企盼“车到此”。“车到此”比“人到此”重要。此地是否可行车，似应参考发现者侯光良先生的意见：“古人依靠个人力量很难到达河源，必须有完善的后勤保障、车马队伍以及当地的向导、组织有力的团队。”此地交通环境恶劣，存在人迹已属不易，中原的车到此会是一件大事。之所以重视，可能车中所载之物除了一般之物以外，还会有“投龙”之物与玉帛一类物资。

　　四是“翳□前”中的缺字，从前一行“己卯车到”的空间看可能是两个字。而“前”字、“可”字之下也应该各有一字。这一句可能是“翳□□前□可□一（二？）百五十里”，故此“翳”所做的事是两个字的行为。这一行为是否与山川祭祀有关，也可琢磨。

　　无独有偶，后世文献中也有“采药”和“投龙”同出的例子。据说唐玄宗时“投龙奠玉，造精舍采药饵”（《旧唐书》卷二十四志第四《礼仪四》），郭行真“敕令投龙，寻山采药”（《法苑珠林》卷五），这里的“采药”应是真正的草木药石。从山川神祇角度解读“昆仑石刻”，考虑到一些字眼非实指的可能性，或许是一种思路。

　　（稿件统筹：光明日报记者?陈雪、郭超、王笑妃）

　　《光明日报》（2025-08-02?08版）